现代人能想象的市井生活,是随时随地在便利店买碗关东煮

新京报李永博2020-06-04 17:11 产业

早上上班前,走进便利店,往包里塞进一块三明治;夏日炎炎之际,在店里吹吹凉风,挑上一瓶冰汽水;又或是深夜回家途中,那一口热牛奶和美味的关东煮……

早在上世纪中叶,城市规划学家简·雅各布斯就在思考都市结构的基本元素以及它们在城市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方式。通过她的观察,各式各样的商铺正是城市多样性的重要指标。时至今日,更新迭代的便利店也不再固守传统小超市的模式,提供便利服务,融入时尚文化的都市元素。

陆铭在对话中指出,便利店的生存逻辑和盈利模式背后指向着都市人的生活需求。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总是存在一块腹地,等待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探索和发掘,利用好这些潜在机会,也是便利店的生存之道。

商铺是街道的基本构成元素。“街区”或者“街道”,对中国人而言总是显得有些陌生。相比于欧洲城市常见的开放式街区,我们总是觉得围墙林立、有出入管理的封闭式小区更让人安心。开放式街道往往不安全,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纵横交织的马路组成了不同的街道。在城市发展与规划领域,马路的宽与窄辩论一直持续至今。高密度的城市布局究竟好不好?窄马路交错丛生,会不会影响城市交通的通畅?在陆铭看来,我们对于自己所生活的城市,还存在着很多误解。

陆铭,1973年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等。作品《大国大城》获2016新京报年度经济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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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的今与昔

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生存逻辑

新京报:传统的便利店在当下环境中面临了多方面的挑战。便利店在一个城市中发挥着什么样的功能?影响便利店发展和盈利的因素又有哪些呢?

陆铭:便利店的核心价值在于以人为本,以人的需求为本的综合性服务。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便利店的功能其实是有所变化的。传统的便利店就是为了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从个体户的小超市开始,再到类似于连锁式的便利店。最近,你会发现一些便利店引入了文化和时尚的元素。便利店在一座城市之中的功能,对于社区建设、社区生活非常重要,可以上升到很高的层次。

影响便利店生存的首要因素是人流。光顾便利店的顾客多数都是步行前往的,这种有别于其他商店的性质决定了如果一个便利店能开下去,就必须有一定的人流作为支撑。没有一定的人数,便利店就可能达不到盈亏平衡点。

那么,人流的多少又由什么来决定?首先的影响因素是人口密度,在这一点上,不同的城市之间就存在很大的差异。一个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在人口较少、地广人稀的小城市是很难发展便利店的。其次,在同一座城市中,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也不同。换句话说,在城市布局上需要考虑的是街道的易行走性。上海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由于历史原因,上海的市中心更接近于小马路密布的欧洲城市,市中心的人口密度非常高。但如果你前往浦东,你会发现无论是人口密度,还是街道的易行走性,都是远远不如浦西市中心的。

城市的发展模式也会影响便利店的生存环境,我们常说一个城市没有活力,有时候换一种说法就是城市的规划与发展不以人为本,没有考虑到城市市民的需求。有些城市急于采取“封墙堵洞”的政策,客观上会降低人口密度,恶性循环形成之后,那些合法经营的便利店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最近在城市发展中有一个时髦词叫作“夜经济”。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就是“夜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比如上海人就喜欢讲“上海的温度”,我在凌晨两点出门,在家附近走个一百米,就能买到我急需的东西。如果一些政策没有以人为本,降低了街道的活动,便利店生存不下去,城市的温度也就不在了。

电影《夜·店》(2009)便利店剧照。

新京报:在便利店的盈利模式中,鲜食服务(快餐、速食类食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根据一些从业者的介绍,鲜食服务是大多数便利店能够生存下去的核心业务。但是如今外卖行业的崛起似乎对便利店的鲜食服务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陆铭: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同的。每一种商业形态都会发生动态的变化。实际上,传统的百货店、书店、咖啡店在新的时代也在面临各种挑战。便利店也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有些功能可能会被取代,有一些仍然有自身的价值。比方说,突然之间下大雨,便利店为路上行人提供的雨伞就不是快递所能取代的。大家找工作都需要打印简历,便利店提供的复印机也是一项很难被取代的便民服务。

便利店的功能扩展是商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有些便利店品牌可以面对冲击,就说明这不是全行业的问题。全家、7-11等外资便利店进入中国市场后,我们发现它们就和我们以前理解的小超市的概念很不相同。这些便利店拥有优质的速食服务,会在店内放上几个小餐桌。全家还提供自家品牌的咖啡,这些服务内容上的创新是在商家面临时代变化后所作出的主动调整。

新京报:便利店的发展模式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中国的连锁便利店大多分布在一二线城市,但在另外一些国家,人流稀少的乡村小镇也会有很多便利店,甚至便利店能够成为一个街区的人流最聚集的地方。

陆铭:便利店在不同国家中承担的功能是不同的。比如,美国的便利店可以提供本属于政府的公共服务。最近疫情期间,美国的一些超市可以提供办理结婚登记的服务。这类的事情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国家制度框架也会影响便利店在一个城市中所承担的功能。之前所举的结婚登记的案例可能比较极端,但我有个大胆的设想,未来的便利店能不能为上班族提供托管孩子的服务?这样上班族的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在便利店中做作业。

政府的公共服务只能负责一部分内容,剩余的会交给市场。但市场提供的内容也是有限的。所谓社区的概念,就是介于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纯粹私人之间的环节。我把上面所提到的称为“准公共服务”,它既是公共服务,又不是由政府或市场来提供的。作为城市管理者,需要意识到这一部分的需求是很大的,而通过政府或市场来提供并没有优势。这些社区层面的需求,其实都包含在便利店的生存逻辑之中。

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2019)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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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与小区

开放式街道不安全吗?

新京报:便利店也是街道的组成部分。谈到“街道”,这个概念在中国语境下总是显得比较陌生。相比于国外开放式的街道,我们更习惯于用封闭式的小区来构建我们的社区模式。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封闭式的小区更加安全呢?

陆铭: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非常复杂。中国的城市与欧美地区的城市在历史的起点上就有很大的不同,这里也涉及制度的区别,比如土地的私有化。

欧洲、日本的城市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建的,城市居民各自建各自的房子,只要不突破城市的规划就可以了,所以在一开始就不存在小区的概念,只有街道和街区。我们在建国初期流行的都是大院模式,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土地批租,而土地也是成片批租出去的。

历史、制度等起点的不同,也影响到了城市规划理念的差异。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就认为开放意味着不安全,北京的四合院建筑体现得比较明显。如今我们的规划理念也改变了,开始提倡开放式街区。但是普通老百姓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他们感到不安全,这就是观念上的差异。

《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陆铭著,格致出版社,2017年2月。

新京报:安全的确是大多数人选择居住地的首要考虑条件。这次疫情让很多人意识到封闭式小区的优势。但就日常生活来说,封闭式小区真的比开放式街区更安全吗?城市规划学家雅各布斯在上世纪中期就提出过“街道眼”的概念,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陆铭:这里所说的“安全”,大致包涵两层含义,犯罪意义上的安全与交通出行的安全。从犯罪角度来看,认为开放式街区不安全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越是开放式的街区也就意味着人流量越多。所谓“街道眼”的概念,就是指街区的自我防卫机制,行人、邻居、街边的商家、手艺人都能充当街道的眼睛,互相监督辨识陌生人和可疑分子。一家街边小店的灯光就能给半夜回家的人提供安全感。如今一些城市的“封墙堵洞”行为也间接地消除了很多“街道眼”。相反,在一个封闭式的小区,整个小区内居民的安全都要依赖于小区保安与监视器。但是保安会有疏忽的时候,监视器也存在着盲点。

至于交通上的安全,其实是一个管理问题。在欧洲的城市,密布的小马路之间有着减速带,行人道与车道也有金属装置进行分隔。当应有的设施完善,车速下降以后,还发生交通事故就不是街区布局的问题了。如何设计街道需要考虑生活的便捷性与城市的宜居性,这些其实属于技术层面的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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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的宽与窄

顺应人的需求,给城市“加密”

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 1927)剧照。

新京报:关于城市马路的宽窄,你写过文章专门讨论过。在你看来,城市一般存在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宽马路、低密度”的模式,另一种是“窄马路、高密度”的模式。这两种不同模式对城市人的居住与生活的影响有着怎样的差异?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提倡“窄马路、高密度”,这是否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共识?

陆铭:我不能说后者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比如这次疫情暴发之后,很多人就又开始说“高密度”城市发展模式有哪些不利因素,比如人流量大,传染病也就更容易传播,等等。但是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发现,“窄马路、高密度”的模式相比前者的确存在一些优势。

高密度的街区往往有更多的活力。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往往伴随着更多的路口,更多的路口意味着更多的餐馆、商店、公共服务场所,消费的多样性也会因此增多,我所做的研究结论可以支持这个观点。

此外,与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在给定的总人口密度高的情况下,交通拥堵度反而是下降的。在小马路密布的地方,街道两边的商店和提供的服务更齐全,城市居民开车出行的需求也会因此下降。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城市都要“高密度”的发展模式,也不是说一个城市的所有地方都要密布小马路。小马路与小马路之间仍然需要宽敞的主干道,作为城市的大动脉起到快速路的作用。

《大国大城》,陆铭著,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7月版。

新京报: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中国的一些城市在布局建设之初,并没有考虑到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哪些举措可以帮助这些老城区改造得更适合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呢?

陆铭: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首先是要顺应人的需求,给城市“加密”。我们总是认为“高密度”是不好的,但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密度是坏的,大家为什么愿意住在市中心?如果密度是坏的,为什么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房价越贵?房价就是居民的选票,说明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居住在高密度的地方。

给城市“加密”的办法有很多,比如利用中心城区的闲置绿地建造更多的居住房,楼层也可以造得更高一些。另外,中国有些小区的规模特别大,小区内的主干道甚至可以达到四车道。这些小区其实可以合理地划分,比如拆成两个小区来管理。

我们还要提升城市的包容性。如今很多城市的建设都有封墙堵洞、拆违的风潮。下一步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城市中能不能允许多种形式的建筑存在,甚至包括一些临时建筑?另外,我们如何去定义违章建筑?我们现在认定设计图纸上不存在的建筑都属于违章建筑。但一张几十年前的设计图纸往往很难再满足当下街区的生活需求。如果一个建筑虽不存在于最初的设计图纸上,但它既不违反安全性要求,又能满足本地人的生活需求,其实可以采用更加包容的处理方式,比如土地出让金,甚至通过罚款的方式,让建筑本身存活下去,这些都是促进城市和街区活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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